藝術人生研究室

《亞洲週刊》的簡要版（2020年2月23日第34卷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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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寄生上流》的韓國性與普世性

延光錫

　　「可能外國人無法百分之百理解，因為它是太韓國性的電影。這部電影所內涵的細節，只有韓國觀眾才能看懂它的深層意義」。[1] 這幾天以電影《寄生上流》橫掃奧斯卡大獎的導演奉俊昊去年四月在首爾的新片發表會上這麼說道。

　　有意思的是，這部片從第七十二屆坎城影展中拿下金棕櫚獎開始，接連獲得幾項國際大獎後，又在第九十二屆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中，勇奪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原創劇本與最佳國際電影共四項大獎，成為史上第一部獲得最佳影片的非英語電影。就在導演奉俊昊、發行公司CJ集團的副董事長、全南韓民眾乃至於文在寅總統驚嘆歡呼的這一刻，電影最主要想呈現的「貧窮」這個命題被排除在大眾關注的焦點，只不過是個電影題材或娛樂商品罷了。人們只在意韓國電影能否自此揚眉吐氣，受到歐美電影界權威的真正肯定。

　　按照奉俊昊的說法，這部「若非韓國人，是無法充分無法理解」的電影，在坎城影展以及奧斯卡評審委員會中，是如何被「理解」的呢？過去南韓電影無法獲得的獎項，現在終於可以拿下，是否因為歐美電影界和文化界有所改變，或是因為南韓電影界的適應成功？這究竟是南韓電影的成功，還是南韓電影工業的成功？我認為答案是後者。自從1990年代推動南韓文化工業全球化以來，歐美社會對南韓或亞洲的認識有多少變化，我無法提出正面的評價。不過本文所討論的重點卻不在於歐美的「變」或「不變」，而在於亞洲和南韓的「轉變」，尤其是它適應成功背後所隱藏的問題。

　　這部電影確實內含許多只有韓國人才能看懂的插曲與意象。但在我看來，這部電影的主旋律，卻帶著極為普遍主義的色彩，即全球性「貧窮」在「南韓」在地的反映。在如此設定下，導演所強調的「韓國性」越特殊，正越符合歐美的普遍性，也被歐美人所「理解」。在歐美中心主義的認識框架下，特殊是案例，普遍則是原理。從電影來看，作為案例的南韓貧窮充實地服務於歐美的原理，包括現代或後現代主義的各種意象。不過，我們應該記住支撐電影的物質條件並非完全脫離南韓社會。南韓財閥擔任製作亦是這部電影成功的重要背景之一。

　　或許，這部電影對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採取批判性立場，我也認為這是電影的核心論述。一般來說，新自由主義被視為造成貧窮和社會兩極化的禍根。所以這種批判新自由主義的論述也被視為民眾導向的「進步」論述。但是，我認為，我們必須思考消除歷史脈絡的批判論述其實無法與現實改革相結合，反而淪落為服務於資本和消費邏輯的商品。並且，我們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亞洲以及第三世界直接援用歐美「進步」價值，並不容易與在地社會相吻合，主要原因在於歷史脈絡的相異。所以，《寄生上流》讓我們目睹所謂批判論述竟也可以成為電影工業跨國成功的資源。於是，電影中「貧窮」這一批判對象和批判論述共享的「普遍性」，終究讓電影對在地社會的批判脫離特定社會的脈絡，也失去批判效應。

　　那麼電影裡全球性貧窮在南韓的反映是如何呈現的呢？片中，南韓社會被濃縮成兩個家族或三個家族的關係。首先這個關係可以分為上流家族和下流家族，而屬於下流的兩個家族寄生上流並形成相互競爭／替代的關係。在我看來，省略社會面向而以三個家族構成世界的設定，極為非現實。因為不管南韓社會多麼兩極化，我們無法繞過社會分析，以家族取代社會。即便南韓社會功能多麼缺失、多麼被扭曲，南韓畢竟擁有自己的社會。那麼為什麼《寄生上流》省略了社會呢？我認為，那是因為《寄生上流》的主要問題意識在於戲劇性地曝露1997年金融風暴以後南韓社會經濟變化的後果。也可以說，1997年以前的南韓歷史被化約於以1997年為歷史起點的認識框架。[2]

　　基本上「成長」的時代已經終結了。從階級結構面向來看，在不對稱的兩極化越來越固定化、沒有出路的社會，上流和下流的關係結構沒有改變的可能性了。結果，如同「努～～力」這一流行詞所顯示，在「成長」的時代具有說服力的「努力就行」這一「成功」意識形態，早就變成諷刺的對象。對這種狀況的分析，似乎符合二十世紀末和二十一世紀初葉批判知識思想界所採取的分析概念「新自由主義」這一普遍局勢。在這樣的認識之下，該電影以中世紀的「身份」（類似世襲階級）取代了現代「階級」。也就是說，電影要談的問題是，在「現代性」的崩潰之後，回歸到前現代的「身份制度」。

　　換句話說，電影關注的不是資本主義體系本身，而是作為其後果的貧窮之固定化。少數「資產階級」和多數「無產階級」的矛盾，被轉型成少數「富人」和多數「貧民」的不可逆轉的共生。這是一種超歷史的設定。結果「富人」和「貧民」的集合，順理成章地由「家族單位」所構成，而家族似乎被描寫成日常性「貧困」危機中的最後堡壘。不過從南韓當代歷史來看，也對經歷過1997年危機以後、包括我在內的南韓底層民眾來說，如此描寫是極為非現實的。因為自從2000年代至今，南韓自殺率十幾年來位居世界第一或第二名，這種社會危機其實起因於家族的解體。其實過去二十世紀中期以後，依賴性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在「社會」的缺失之下，取代社會角色的就是家族。然而1997年以後的變化之核心便是相當規模家族的解體。坦白說，當下南韓的「下流」家族變得不可能再像電影那樣情深意切。[3]

　　造成家族解體的直接原因，正是1997年以後針對經濟矛盾所進行的對外依賴、階級傾斜解決。而解決矛盾的主體，便是即使（或許因為）經歷民主化、仍然對外依賴的「國家」。我們的歷史還記錄著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期所出現的階級矛盾以及國家對此的階級傾斜解決，包括1996年勞動法修惡引發的總罷工、許多企業的大量解僱、卡債大亂等。經過這種所謂階級鬥爭的失敗以後，即使（或是因為）南韓社會經歷了所謂自由主義式的「進步-保守」政權輪替，兩極化的階級階層結構卻似乎確保了穩定的再生產機制。結果，「工人」和「資本家」這一現代階級關係下的矛盾與變化可能性、支撐如此矛盾的「國家」之階級傾斜性質、強制國家的階級傾斜性之「新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並不是電影所關注的重點。電影顯示的是，在世襲身份制度下，下流家族沒有出路，只能自欺欺人而寄生上流貴族。

　　電影中，這種寄生結構因為下流家族之間為了生存的對立和競爭，以及其過程中欺騙性被曝露而面臨破局，不過寄生結構本身並沒有改變。結局所提示的「賺錢買房子」的不可能實現的夢，是否意味著若無奇蹟發生就無法改變現實，因而只好皈依於救世主降臨說？而且如此皈依於救世主降臨說，又與現實政治形成什麼樣的關係呢？其實兩者之間存在結構的同質性。回顧晚近南韓政治史，二十一世紀從盧武鉉到文在寅的南韓總統基本上都被視為某種「救世主」。這些救世主像奇蹟般地出現在民眾面前。不過在歷史社會結構的不變之下，無法處理社會矛盾的救世主很快被民眾所妖魔化。二十一世紀的南韓政治反覆重演如此過程。而《寄生上流》的結局也迴避和繞過歷史社會矛盾，寄望於「賺錢買房子」之幻想，正反映了現實中南韓民眾期待救世主的民粹主義政治氛圍。

　　並且，該電影採取了下流的「善」和上流的「偽善」之對比，這是一種同情式的設定：下流的人都善良，不過因為現實中生存問題，不得不互相對立並衝突，甚至行使「暴力」。如此設定似乎滿足具有道德性自我反思慾望的上流以及被上流意識形態所收買的中流和下流的感性需求。於是在電影首映後的五十天，在南韓的觀影人數突破了一千萬人。[4]

　　以某種後資本主義設定而描寫「貧窮」的這部電影，成就了國內外的好評和隨即而來的商業性成功。不過這似乎產生一種悖論：持續深化的「貧窮」，打造讓貧窮得以商品化的物質條件，不過被商品化的貧窮，卻不尋找貧窮的原因，反而透過把貧窮超歷史化而實際上擱置了貧窮問題。不禁讓人發問：南韓是否為二十一世紀寄生「貧窮」的娛樂產業最發達的地方？《寄生上流》獲得坎城影展的金棕櫚獎和奧斯卡獎其實也是如此文化現象的一部分。若審視南韓狀況，我們可以發現，「貧窮」、「非正規勞動」和「工傷」等議題都正在被文化工業所收買。南韓財閥的跨國子公司CJ E&M[5]正好位在此文化工業的中心，亦是《寄生上流》的製作公司。舉例來說，電影、電視劇、娛樂片中常常出現的，作為底層飲食文化的「烤豬皮」已在螢光幕中到處尋常可見，也是「民眾文化」被他者化的案例之一。

　　從《寄生上流》導演的主題意識來看，如此悖論如何可以被合理化呢？即便寄生娛樂大財閥，還需要曝露「後」資本主義或「後」現代的「貧窮」嗎？如果是，那麼作為貧窮的原因之南韓歷史資本主義（對外依賴型財閥壟斷結構），只能如此被迂迴而擱置嗎？

　　1990年代以來的後冷戰趨勢，在東亞形成了文化方面的區域化。韓流也是其中值得關注的現象之一。其實文化的區域化也可以提供一個契機，東亞區域的個別地方擺脫歐美世界單一視角而進行橫向交流和認識。不過從《寄生上流》來看，雖然文化的區域化越來越深刻，但是支撐如此區域化的文化工業以及背後存在的歐美文化霸權卻從未動搖。雖然美國霸權的式微越來越明顯，東亞的區域化也越來越快，不過「超英趕美」的現代化邏輯借助在地和跨國資本的力量，似乎依舊支配著東亞各個在地社會的認識框架。

[1] [韓]朴在煥[音譯]，〈[電影新聞]奉俊昊新片《寄生上流》，印花釉法般的兩個家族故事（봉준호 신작 <기생충> “데칼코마니 두 가족이야기”）〉，《KBS》，2019年4月22日（http://vertical.kbs.co.kr/index.html?sname=story&source=scoop&stype=magazine&contents_id=70000000323722）。

[2] 在2000年代以後南韓社會學界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所謂「1987年體制」（所謂「民主化」的自由民主政治體制）和「1997年體制」（金融風暴後兩極化社會）等論述。相對於1987體制這一自由主義論述，1997年體制是指批判1987年體制所造成的兩極化社會之矛盾。問題是這兩者都屬於分斷、冷戰、新殖民等歷史特定性的論述，而且在符合歐美自由主義標準1987年體制的成立之下，同樣以歐美標準的左翼論述「1997年體制」得以成立。

[3] 這幾年南韓社會不斷出現「家族結伴自殺」事件，亦揭示當前南韓家族的危機狀態。據報導說，2019年媒體報導了二十五起家族結伴自殺事件。[韓]〈「因貧困而悲觀」系列家族結伴自殺…「福利」死角問題改善停滯不前（"생활고 비관" 잇단 가족 동반자살…지지부진한 '복지 사각지대' 개선）〉，《南韓經濟（한국경제）》2020年1月4日（https://www.hankyung.com/society/article/202001031396i）。

[4] [韓]〈《寄生上流》今年度第四部超越一千萬觀眾（'기생충' 올해 네번째 천만 영화）〉，《聯合新聞（연합뉴스）》2019年7月22日（https://www.yna.co.kr/view/AKR20190722022100005）。

[5] CJ E&M是CJ集團的子公司，而CJ（第一製糖）原本是三星集團的母公司，而於1993年從三星集團獨立而發展成另一個大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