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王顥中

這不是《安蒂岡妮》

王墨林的《安蒂岡妮》以索福克勒斯的原著為底本，但把它重新改編為「歷史」、「現實」與「烏托邦」的有機結合，而某種程度上創造出了超越《安蒂岡妮》的新版本。

我將這部作品理解為美學性地提出對於活在當代的我們所面臨的根本「危機」這麼一個問題。我們的「危機」為何？那可能是作品所強調的「失語」狀況。「失去語言」不意味著「話語」不在。事實上，我們活在「充滿話語」的世界。但那些「話語」早已固定了、也自閉了，是在固定的框架裡無數次反覆的話語。雖然我們在這些話語中，假想地試圖要呈現「差異」並尋找自己的「主體性」，但終究還是淪為被關在某種框架內的話語的反覆，我們「沒有話說」了。因此，我們在這樣的一個「話語的世界」裡活著，無法紮根而成為既漂流又被異化的主體。這是一個根本的矛盾，無法透過嶄新的「理論」來解決，甚至即便我們把這樣的封閉性加以問題化，狀況也不能透過另一種話語來得到解釋。這就是「失語」的狀況。

這種狀況是如何造成的？我們只好向歷史發問。要解釋我們「沒有話說」的狀況，不能迴避我們走過來的「殖民」、「分斷」、「冷戰」以及「現代化」的暴力性歷史。但是，更大的問題可能是我們自己沒有語言回頭去看待這些歷史。儘管好不容易發掘了那些「語言」，但訴說「歷史性」的語言也不被傳達到、或者被扭曲地傳達到聽者。王墨林的《安蒂岡妮》正是直接面對這種「失語」狀況，而挑戰語言和溝通的不可能性之美學實驗。

遺忘與幽靈

作品從「遺忘與幽靈」出發，「無家可歸，找不到回家的路」的伊底帕斯家人的「失語」狀況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幽靈」的出現，可視為對這個問題狀況的自覺設定。歷史性悲劇對群眾同時帶來「恐懼」與「遺忘」，但現實的矛盾和危機把「幽靈」召喚起來，幽靈刺激人民回憶「被遺忘的歷史」。尤其，現實的矛盾越深化，幽靈也越全面浮現，而現實中的人則透過此幽靈夢想「叛逆」與「革命」。

另外，作品中幽靈所承擔的「歷史性」，不以政治或意識形態，而以「文學」機器來作出提示。例如，作品積極援用南韓畫家洪成潭的光州五一八版畫的詩、小說家黃晳暎的《悠悠家園》的片段，以及採取報告形式的國家暴力資訊等等。這些裝置在舞台上所採取的，不是「對話」，而是「獨白」；表現出了「溝通不可能性」，但事實上又反過來積極地試圖跟觀眾對話。

歷史與現實

不過，南韓、中國和台灣的共同歷史，既需要卻又缺乏媒介去引入現實空間。作品透過共同歷史以及溝通不可能的語言，設定出極為鮮明的對比格局。以文學文本所提示的共同歷史，在舞台外試圖跟觀眾溝通，對話中的演員們則以互相聽不懂的語言，進行「溝通」。

觀眾們先聽自己聽得懂的語言，而同時看自己看不懂的語言的字幕。他們慢慢習慣適應如此「理解」作品的方式。但，中間突然出現有些演員們同時用自己的語言講話，而語言開始重疊起來，此時哪一個語言都聽不清楚。這個裝置就是為了提醒觀眾剛才的「適應」是虛構的，也警告被語言關起來的危險。

這正提醒了對抗現實矛盾的企圖很容易就被現成的語言框架所封閉，因此需要由歷史來支撐，這樣才能真正被轉換成基層與民間的語言。進一步說，當「抵抗」本身與「日常」融合在一起的時候，才能確保人民的「民主」和「倫理」的生活方式的創造。因此，以文學性文本所提示的台灣白色恐怖、南韓光州抗爭以及北京六四天安門事件，雖然被描述為歷史內部的民眾的共同抗爭經驗，但那些歷史抗爭經驗，也被解釋為反映了活在日常中的基層人民的要求，終究還是要回到日常的抗爭。

烏托邦與倖存者

安蒂岡妮為了哥哥的葬禮，對抗克里翁國王，但妹妹伊絲米里沉沒在「無家可歸」的存在性苦惱。積極對抗現實矛盾的安蒂岡妮與悲觀地失望於現實的伊絲米里，分別代表了面對危機的兩種不同典型。一般來說，在現實中，前者為革命家，而後者為沉沒於苦惱當中的知識分子。然而，這個作品的故事不以安蒂岡妮的犧牲告終。作品改變了伊絲米里的角色，伊絲米里不只是個苦惱中的人，她站在姊姊那一方，一起對抗克里翁。但她與安蒂岡妮不同，她「活下來」了，於是她也站在民眾和未來這邊。因此安蒂岡妮意味著決斷、死亡和犧牲，伊絲米里則意味著生命、日常和延續。哥哥波利奈西兹早已被犧牲，現在安蒂岡妮也被犧牲，但伊絲米里和民眾還需要在克里翁或另一種體制之下，生活下去。

這個作品從「歷史性」尋找未來「烏托邦」的資源，但這些資源終究被位置於「家園」。安蒂岡妮犧牲後，倖存者們還要活下去，他們要在仍然存在的「體制」下，抱著「烏托邦」活下去。如此新的生活模式就被投影在「家園」。這是個什麼樣子的家園呢？我想，這應該是以「愛」（eros）重新連接起來的人際關係。進一步說，這個家園反映了一種努力：打破過去在歷史的現代性的邏輯下，人與人分開來的疆界。如果再積極地詮釋這個努力的話，我想它也意味著，我們需要重新審視過去我們透過「進步」之名，所命名的「工人、女性、青少年、殘障人士、市民、學生、性少數、遊民」等等「名字」，一方面超越它們，另一方面歷史性地重新連接起來。

如此，把烏托邦位置於「家園」的同時，我們在劇中聽到南管聲調的民謠，也聽到黃榮燦這位台灣版畫家被犧牲的故事。戲劇透過這樣介紹台灣的民間文化與白色恐怖，最後得到了回到台灣這個歷史具體「空間」的形式。

沉重與感動之間

此作品是美嗎？我沒有能力回答。不過，對我來說，這齣戲太沉重，但它同時又讓我覺得喜悅。我相信，對於像我一樣，在「失語」的墮落中掙扎的人來說，這齣戲提示了一個實踐形式，那就是經由「歷史性」重新審視現實、並透過「美學」的批判形式，一起打造出新語言的實踐。鄭重推薦給想要在「話語的洪水」中尋找真正的「語言」，而自主地站在歷史和現實裡的朋友們。